三十卷本《巴尔扎克全集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。《中华读书报》的赵武平君约我就《全集》的出版写点东西。这本不该由我来写，《全集》编辑小组的同人都比我做得多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这项工作的艾珉女士不必说，其他同仁也都付出了比我多得多的心血。不过，武平君的盛情却之也不恭，我想，就谈谈自己的心情吧。
简而言之，心情就是一句话：感慨系之！《巴尔扎克全集》的编辑翻译工作开始于1984年。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《巴尔扎克全集》出版会议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那天，总编屠岸先生、副总编绿原先生、资深编审蒋路先生都出席了会议，可见出版社对这项工作的重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会上决定不按常例设编委会，也不设顾问，而是组成由艾珉女士总负责的编辑小组。编辑小组与以往编委会的区别在于，小组的八个人都要干实事，除了承担翻译，还要审稿校稿，撰写题记。会后，建国以来外国文学出版界最大的一项工程立即启动。当时，大家设想，扑上去搞五六年时间，大概就可以完成。谁能料到，这一搞，就是15年！最后一卷的译稿，我记得是1996年完成的，那以后的收尾工作（虽说是收尾，其繁重却有增无减）由艾珉女士一人承担。即使算到1996年吧，也已经12春秋了，比原来设想的长出一倍时间。常言道，“十年磨一剑。”《全集》这把剑（希望它真是一把剑）竟磨了十多年！人生有几个12年，15年呢？在15年里，小组的成员先后跨过半百之年，黑发变灰，灰发变白。如今，终于看到全集三十卷出齐，心里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表达，喜耶？悲耶？我说不清楚，我想小组的其他人多半也说不清楚。
《全集》的前24卷，即《人间喜剧》部分，进行得比较顺利。傅雷先生翻译过二百多万字。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译笔上乘，请人根据法国加里玛出版社权威的“七星诗社”版核校一遍即可。其他二三译家的译品，也有可采用者。其余部分，字数固然仍旧相当可观，不过毕竟那是小说，愿意承担译事的不少，“主动请缨”者亦大有人在。第25和第26卷分别是戏剧和《滑稽故事》，由小组里的张冠尧先生和施康强先生两位高手分担。最后四卷，则有点麻烦了。这四卷是巴尔扎克的书信和杂文。巴尔扎克杂文不少是“急就章”，或是应付稿债的，或是匆匆草就为自己编辑的杂志按时出版“救场”的。一挥而就的东西，写得不免粗糙，还信手拈来文坛掌故、政界传闻乃至社会上的许多琐闻轶事。文字障碍且不说，单这些“花絮”，时隔一百多年，不要说中国的译者，就是法国的巴尔扎克专家，也未见得都能考证出结果来。当时法国“七星诗社”版本的相关卷还未出版，只好根据旧的柯纳尔出版社的版本。那个版本的注解做得不到位，这就更给翻译带来困难。翻这种东西，稍有经验的译者一望即知吃力不讨好，而且译出来，除专家学者感兴趣外，读者肯定不多，谁愿意做事倍功半的傻事呢？译者难请，只好在小组内部“消化”。于是，小组内好几个人领了这份苦差事。我“有幸”也领了二十万字。其中的艰辛就不细说，二十万字译下来，大有心力交瘁的感觉。对巴尔扎克，不免感到厌烦起来。这位仁兄真是一个侃家。脑子里也不知怎么装了这么多的“信息”，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，难为他还有这么多的词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曲里拐弯，没完没了。每天打开“柯纳尔”，巴尔扎克那语言轰炸便铺天盖地而来，又夹杂着许多不知就里的人和事，迫使你不时向摞起来一米多高的各种工具书求救，翻来复去查得头晕眼花之后，却往往是一无所得，心里就别提有多窝囊了。此时免不了要暗自骂上两句：“这股贫气怎么得了！”
当然啦，骂归骂，心底里还是不能不佩服，同时对他那颇遭非议的文笔似乎也有几分理解。评论家一般公认巴尔扎克的文笔过于滞重，过去我总认为那是他没有好好上学，语言上缺乏严格训练的结果，译了他的杂文，才感到，这个豪爽的汉子不但身体魁梧，而且虽然小时候没有吃上“脑黄金”、“巨人钙”，脑容量却大得惊人，才思的敏捷又无与伦比，思维往往跑到羽毛笔的前头，结果是他不得不把许多思想塞到一句话里去，把每句话都撑得满满登登，自然就缺少空灵与飘逸。因此，有时犯点滞涩的毛病实在是不得已，苛责之则不免忽略其超越常人的一面。巴尔扎克像一个猛烈燃烧的火炬，烧得太快，火焰熊熊，大放光明之际却突然熄灭了，应了他在《驴皮记》里说话，一个人的生命力是个常数，消耗越多，生命结束得就越快。然而他的生命迸发出的光是那样强烈，相形之下，我们的生命就显得太黯淡了。今天纪念巴尔扎克诞生200年，不能不对这个天才的生命表示由衷的赞美。
随着纪念日的临近，各种活动即将展开，平时关心或不关心巴尔扎克的人的神经兴奋点都被刺激起来了，我们的法国朋友突然发现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多的巴尔扎克研究者，自然也兴奋得很。和兴高采烈的的喧哗相比，耗时十多年编辑翻译《巴尔扎克全集》肯定是最没有效益的行为。然而，“逝者如斯”，做过的就让它做了吧，但愿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纪念，一曲平实的赞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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